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本世纪20年代引起学界的重视，40年代因抗日战争需要而修筑滇缅、中印公路，许多著名学者认为此路就是西汉武帝时张骞所建议开通的古道。此说对后来研究影响甚大，吴焯则认为此说存在一定误区。他在《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中指出，如果综合考虑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缘起、张骞指求身毒国道的措施、《华阳国志·永昌郡》“身毒国”方位之考定，古时僧人求法路线的走向、佛教传入四川的途径以及西南地区出土文物的分布等众多因素，古代西南地区的交通，特别是它的早期，与其说是经川滇缅印道，不如说是?柯道（今四川宜宾至广东广州）与蜀交趾道（由蜀经?道、滇池东南至交趾）更符合历史实际。
关于古代私有田宅的亲邻权利，是个至今尚未引起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者充分关注的问题，李锡厚撰文就宋代情况做了考察。（《宋代私有田宅的亲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1期）他指出宋代法律规定典卖田宅须先向亲族邻居，同族之人优先购买权则依与业主血缘关系亲疏而递减。这种权利通过法律规定的典卖田宅的一系列手续来保证。法律还规定收赎出典的田宅时，若原业主已亡故，其子孙有权收赎，已分居的兄弟、亲邻亦有此权利。亲邻还有权参与田宅产权的确认。由此看来，在宋代，亲邻权利制约着土地私有权，家族关系在当时是所有权的前提与基础。
“大礼议”是明世宗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研究认为“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邓志峰在《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中则认为，“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具备了武力优势并进行武装镇压的结果。
郜积意在《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近几年国学研究虽然造就了若干学科的迅速发展，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谷。目前经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失却了传统的研究队伍及特别的研究方法，有些方面，如三礼，已濒临绝学。经学的衰落意味着文化崇拜和宗教崇拜的失落，这种失落体现了学者内心精神资源的匮乏。随着这种衰落，经典的神圣感亦随之消失，使国学研究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张灏认为要认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至少应从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和五四与传统思想的错综关系两方面入手。他在《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一文着重考察了前者，包括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这些两歧性的发展，反映了五四思想的开阔性和丰富性。对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出现的一些诡谲歧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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